[一点说明]
2001年7月,《同舟共进》发表了我的《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之后,几个刊物转载了这篇文章,也有读者来函或友人来电,表示大体认同。原因大概是因为:一、我对《傅雷家书》的评论,着眼于展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二、我对傅雷先生的分析,着眼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三、我对傅雷先生及夫人的悲剧的描述,着眼于中国文化这一个特殊文化类型的能量。2003年1月,傅雷先生的二子傅敏先生重编的《傅雷家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将它称之为“重编本”。关于这个本子与原编本的区别,新增多少,调整和改正了哪些误植之处,傅敏先生已在《编辑说明》中说明了。与“重编本”相比,我的文章就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唯一的“出路”是重写;使这篇文章能够反映“重编本”的全貌。为此,我两次与傅敏先生通话。他十分谦逊,除一处与背景的事实错位,他指出了,其他的,他也许更愿意尊重评论者的自由发挥。重编本《傅雷家书》的责任编辑邵丹女士,也对重写评文表示了希望和支持。

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采访的都是都市里二十多到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让他们谈谈个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感思。采访中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接近“一直都听说,但不是很了解”,更有些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一个90后,看完这个视频后我觉得很怅然。

  傅雷父亲傅鹏

  (一)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受到凌辱和迫害的文化名人多如牛毛、不胜枚举,可以说是无一幸免。或许是多年来对《傅雷家书》的百读不厌,或是对傅雷先生将学问、艺术、真理永远摆在第一位的崇敬,又或是对他刚毅正直人格的钦佩,亦或是对傅雷夫妇不堪重辱含愤自杀的痛心与惋惜,在看完这一视频后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他。

  傅雷母亲李欲振

  《傅雷家书》是我爱读,也怕读的一本图书。

傅雷(图片来源于网络)

  1928年6月傅雷在法国西部波其安的住房前

  爱读,是因为它是一本使人获益匪浅的难得的图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它一印再印;当第五版时,又编入十四封新发现的信函;据1998年的统计,已累计发行一百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而2003年1月出版的重编本,据说第1次印刷,全数被发行部门订购。这说明《傅雷家书》依然是读者十分关注的读物。我想,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涉及家庭教育的图书数不胜数,名人家书见诸公开出版物的也难以统计,但像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细致入微、文化品位甚高的“教子篇”仍属罕见。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人才辈出,各有其特点且各富其魅力,但傅雷却是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他太过纯净,为人做事极度认真,不能容忍一丝世俗,不愿理会人情世故,却又时刻心系国家心系社会心系党。所以在文革初期被冠上“走资”“反党”的罪名后,他刚毅的秉性使他选择了自杀,宁死也不愿被当时黑暗的社会所侮辱。

  1928年6月傅雷在法国西部波其安

  怕读,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位博学、睿智、正直的学者,连同他温厚善良的夫人,不明不白地走向了毁灭。我说“不明不白”是因为当他们写下遗书时,十分清醒地执守着自己的每一项责任,交还友人委托代修的手表,赠给保姆的生活费,赔偿亲戚寄存而被红卫兵抄家没收的饰物,甚至留下了自己的火葬费53.30元。但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活下去的原因;既非“畏罪自杀”,也非“以死抗争”,总之是“不明不白”。对此我不忍卒读。

二十世纪初,傅雷出生于一个富庶之家,但父亲在辛亥革命时为土豪劣绅所害而入狱,出狱后不能沉冤昭雪,最终抑郁而死。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因母亲为父亲之事外出奔走,家中无人照顾而死,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而母亲也因悲惨的遭遇变得愤恨,常年以泪洗面,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以“报仇”为训,对他管教极严。他的童年黯淡无光、不堪回首。

  1929年夏傅雷游历瑞士,住在法瑞交界的避暑圣地达蔼维扬。照片上的房屋叫“蜂屋”,屋临瑞士莱芒湖,背负阿尔卑斯山。“蜂屋”右面楼上有阳台的即傅雷的卧房。傅雷发表的第一篇译作《圣扬乔而夫的传说》即在此完成。

  二十多年来我反复阅读,此次重编本我又再次阅读,也许正是为了探寻这“不明不白”之谜。这绝不是个人生死之谜,而是一代(也许不止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它连接着我们民族的盛衰。

傅雷与长子傅聪(图片来源于网络)

  傅雷在法国(1930年)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谜早已解开,不值得罗哩八嗦,旧事重提。我却以为,万勿过分乐观。每一个民族的严重挫折都连接着它整个文化历史土壤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一下子能够闹明白是不符合规律的;即使闹明白了,能否深入人心,化为整个民族的发展动力,依然千山万水,岂能一蹴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前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理代表整个日耳曼民族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虔诚地忏悔,至今却还有新纳粹主义者时时兴风作浪;后者至今不愿反思,死不认账,震惊世界的“教科书事件”一闹再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损伤。确实,我们的一位伟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掘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深层次的原因。但伟人的认识不等于是大多数人的认识。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文化因素并不会因为少数先进人物的认识而随之消失。鲁迅当年抨击的旧传统我们今天还会遭遇,有的还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当然,它会不断变幻出更“时尚”的形式。也许那些对历史漠然无知的年轻人更容易被这“时尚”所迷惑,不知道旧瓶固然可以装新酒,而新瓶也可以装陈酒。

杨绛先生回忆去傅雷家做客的情景,傅聪、傅敏两个孩子躲在楼梯门后偷听,傅雷发现后便厉声呵斥,坚决不让他们听大人们的谈话。傅聪也曾回忆他儿时练琴边弹奏边偷看《水浒》,父亲在楼上从琴声中察觉出异样,下楼就是一声暴吼。在他练字时,父亲不知为何事突然发火,顺手抡过去蚊香盘,击中他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柱。他会规定孩子的言行举止,坐的是否端正,吃饭是否发出了声音等等。这也正是傅雷童年时的遭遇以及寡母对他的严酷管教使得他在教育上也不知不觉随了母亲那般严苛,脾气也有些冲动和专横。

  傅雷在法国(1930年)

  曾国藩的家书保存至今共有330多封,是名人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在数量上《傅雷家书》与之不能比较,但《傅雷家书》内容的丰富深刻、精微细致却是独具优势的。

在次子傅敏想像哥哥一样学习音乐时,他断然摇头,最终拗不住才讲出了理由并说他是块教书的料。谁都不愿意自己的人生被父母决定,傅敏到底心结难平。但多年后,当傅敏的确成了老师并在教师生涯里感到莫大的快乐时,他对父亲当年的话心服口服,明白了父亲说他适合教书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经过平日对他的细心观察而得出的。也许傅敏学了音乐也会像哥哥傅聪一样成为一名出色的音乐家,但北京的学生则会因此失去一名才德兼具的老师,今天的我们大概也不会读到《傅雷家书》这部苦心孤诣之作了(几乎全由傅敏整理编辑)。

  1930年春傅雷与刘海粟夫妇在巴黎阿尔培裴那画室

  《傅雷家书》的文化格调应该说是“顶级”的。傅雷本人对古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精深。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钢琴大师的傅聪。楼适夷先生称其为“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是并非夸大其词的赞扬。

傅雷与次子傅敏(图片来源于网络)

  傅雷夫人朱梅馥(1931年)

  傅雷深刻地懂得,艺术即便是像钢琴演奏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他说:“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humain(按:法文”人“的意思),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某某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

尽管他的严苛和专横最终对两个孩子形成了良好的教育并都成为了出色的人才。但在他们长大后,傅雷仍旧时常会忏悔道:“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重温了一遍。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思及自己过往的种种,没有让两个儿子在童年时像别的小孩那般嬉戏玩乐,他常会辗转难眠,涕泗横流。

  傅雷夫人朱梅馥(1931年)

  而所谓“人”在傅雷心中又是具体而微的,不是一个愿望,一个口号。大到对世界、对人类、对祖国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小到对自己的事业的严谨,对父母的孝敬,对妻子的理解,对友人的宽容……并且具体到了一个乐段的处理,一位友人交往,以至于言谈举止也都一一告诫。“手要垂直,要人立直”,也使我这个读者印象深刻。

或许是受童年的遭遇和母亲“报仇”家训的影响,傅雷始终嫉恶如仇。青年时期,他参加了五卅运动,在街头演讲游行,后又参加了反学阀运动,写大字报与护校派对抗。甚至在多年后的国内和世界政治局面混乱时期,闻一多、李公朴、甘地等先后遭遇暗杀后,他将自己关在房内不吃不喝,而妻子朱梅馥只能在外面苦苦哀求他吃点东西。他一生都嫉恶如仇、刚烈不屈,将真理、正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这在冥冥中也预示着他会在颠倒是非、黑暗混沌的文化大革命中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自杀之路。

  图为1932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在上海举行婚礼

  在此,我特别要提到重编本新增的三十四通中,有二十三通是母亲朱梅馥女士的信。这些信件在读者面前伟大女性的亲情和人性。

弱冠之年,傅雷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开始他对艺术一生不懈的追求。在此期间,他也邂逅了美丽热情的法国女郎玛德琳并开始了一段轰烈的恋爱,最后由于对方不忠而分手。回国后与早定有婚约的朱梅福成婚,而他嫌“梅福”偏俗,改为“梅馥”,又常唤她歌德《浮士德》中他心仪女子的名字“玛格丽特”。可见这位以严肃古板著称的学者也有罗曼蒂克的一面,他对艺术、对美学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学问上,也体现在平凡的生活中。

  傅雷夫妇在杭州,朱梅馥已怀有聪儿。(1933年)

  在人性中,母性是最伟大、最无私的。再加上朱女士又是一个既有东方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端庄贤淑,又开放通达的女性,她的母爱中融合了文化之美。在那环境险恶的年代,在个人安危毫无保障的日子里,她心系远方的儿子和孙子。她克制着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把坚强、安详、无微不至的关怀,传送给漂泊异国他乡的亲人。一件为孙儿一针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情重如山,她却为“礼薄”而不安;为了让孩子在异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她一丝不苟地写下了几个菜肴的制作程序,唯恐疏漏一个细节。

但这位卓著的翻译家、评论家在爱情中也犯了许多常人都会犯的错。他在婚后爱上过另外一名女子——成家榴。张爱玲在受到傅雷对其文章的批评后更以这段韵事为素材,写出较为夸张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来讽刺傅雷。在他人眼中,成家榴是位非常漂亮、气质非凡、让人不由自主爱慕的女人。她与朱梅馥完全不同,偏外向,极具才情意趣,能与傅雷在艺术上进行高雅的交流。傅雷一度非要她坐在旁边才能翻译出作品来。成家榴尽管深爱傅雷,但最终被其妻朱梅馥的善良、大度、温厚所打动而主动退出,至此两人再无情感上的纠缠。在之后的日子里,傅雷专心学术、教育孩子,朱梅馥则包揽琐事,同时也充当他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等等。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温柔善良、宽容体恤的好妻子和好母亲,傅雷的成就恐怕得大打折扣,更不会有傅聪、傅敏这样两位出色的孩子了吧。

  傅雷夫妇(1934年春)

  最终,她跟随着傅雷走上了不归之路。她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但她明白傅雷的人格尊严已将不能忍受这样的践踏和侮辱;她和他携起手来,把生命融合一起,迈步永恒。对她来说,其中更多的是殉情的美丽。

这样一位学者竟会在婚姻里发生如此名目张胆的出轨事件,恐怕让人大跌眼镜。但成婚后却另有蜜运的民国大师也不少,像鲁迅与许广平、胡适和曹诚英等等。我决计不是在为傅雷的出轨开脱,否则也不会将这段韵事放入文中,只是民国包办婚姻和自由结合下的爱情之事旁人难以道明,更何况无论是妻子朱梅馥还是儿子傅聪傅敏都很喜欢成家榴这位出色的女子,其中的细节怕是我们这些外人所不能了解和体会的。

  1934年2月傅雷在上海吕班路201弄53号宅邸卧房五斗柜前

  人性如此美丽的女性,怀着伟大的母性,走了!

而傅雷的爱情之路也让他终于看到了妻子的伟大,明白了夫妻、伴侣和爱情的真正含义。他在家书里写给傅聪关于“爱情观”的那些见解,在我看来也正是他从个人经历中所提炼出的成果。青年时期玛德琳对爱情的随性和不忠让他了解到“最好双方尽量自然,不要做作,各人都拿出真面目来,优缺点一齐让对方看到。必须彼此看到了优点,也看到了缺点,觉得都可以相忍相让,不会影响大局的时候,才谈得上进一步的了解,否则只能做一个普通的朋友”。与成家榴疾风迅雨般的爱情让他体会到“爱情是盲目的,但不盲目的爱毕竟更健全更可靠”。而朱梅馥这位与他携手到老的伴侣却让他最终明白“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以及“只有平静、含蓄、温和的感情方能持久”。他的这些感悟也给我们带来了正确的爱情观。

  傅聪(1934年9月,半岁)

  我们只能说,这是美的毁灭!

傅雷夫妇(图片来源于网络)

  傅聪(1935年11月,一岁八个月)

  而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保护美,创造美?为什么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的毁灭?

傅雷一生都恪守“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将家人、朋友、亲属等都摆在这之后。他每天早上一起来便用最快的速度洗脸、穿衣、吃饭,而平日工作的时间,尽量不接见客人,也不出门。万一有了杂务打岔,就在晚上或星期日休息时间补足错失的工作。他说:“只想鞠躬尽瘁,活一天便做一天工作,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杆休息的时候才会休息。”他对学问事业孜孜不倦、鞠躬尽瘁,写下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等众多文艺评论文章。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众多作品被学界评价为“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以及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名人传》等在业界更是堪称完美版本,至今无人企及。

  傅聪(1937年)

  如果有更多更多的人,共同发出这样的追问,我想,这是人类的希望!

而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在民国这个人才辈出的时期多如过江之鲫,傅雷何以在众多之中声名远播,让人折服?

  幼年傅敏(1938年)

  (二)

抛开天资上的悟性和自身的修养不说,第一或许就是他将真诚的感情投入其中。在翻译完《名人传》后,他致信作者罗曼•罗兰,写道:“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悟,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白话则是:读完此书被其感染到嚎啕大哭,如获新生,突然就从苦闷的情绪里振作起来。可见他对作品、对人物的感受之深,并将对作品、对人物的感情投入到翻译中。他在家书中也不止一次地对傅聪强调过“感情”的重要性,无论绘画还是音乐,真诚的感情才是打开艺术之门的钥匙。他也举出了例子,譬如在绘画中,如果一个画家只追求色彩,而这色彩有没有感情的根源,这就有些舍本追末了。我想写作亦是如此,倘若作者没有对笔下之人、笔下之物、笔下之事等投放自己真诚的感情进去,那恐怕写出来的文章也不足以打动他人。当然,一味跟着感情走当然也不行,傅雷继而指出感情过多也得自制,要控制感情,而不是让感情控制住。

  1936年12月傅雷在洛阳

  《傅雷家书》的直接受益者当然是傅聪。傅聪说:“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做人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对此,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也体会至深,她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

第二或许就是他出了名的严谨认真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他始终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严谨认真态度要求自己——“文字总是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等等。他的《贝多芬传》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大不相同,《高老头》也是多年后再重译。可见傅雷在翻译道路上极为严谨认真的态度和不懈地虚心求进的精神。但也正是他这种对学术极为严谨认真的精神加之不愿理会人情世故以至于给很多同事、同行留下了狂妄傲慢的印象。

  1936年12月傅雷在洛阳

  正是这样的家教陶冶出一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并给千千万万的父母留下了一面宝镜。照一照我们给了孩子一些什么,为了孩子我们自己怎样做事做人?

傅雷还在上海美专教书时,来了位同事为树立威信便将自己的画挂在长廊上。傅雷见了便蹙着眉头对当时的秘书主任刘海粟说这些画不行,得收掉,导致最后尴尬收场。刘问他为何这样傲慢,他说这个人只会抄书,没有本领。刘海粟气得说他狂妄,而他只回了一句“我没有闲工夫”便扬长而去。

  图为母亲与聪儿(半岁)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傅雷。在与傅雷同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很难与傅雷比肩;但是,当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傅雷家书》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的时候,我们必须以新的视点重新审视这笔财富,我们才能在今天以至于明天充分发挥这笔财富造福人类的作用。

杨绛也曾回忆过在一次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的事,傅雷没有去,只提了一份讨论翻译问题的书面意见。而这份意见书上他信手拈来,举出了很多谬误的例句,其中一位老翻译家被气得大哭,所有人大骂他狂傲。

  傅雷夫人朱梅馥(1937年)

  楼适夷先生在《读家书,想傅雷(代跋)》中已流露了对傅雷家教过细过严的“不以为然”。而我以为还有更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的问题:傅聪犹如一只邀游世界的凤筝,不论多远多高都有一线牵连着傅雷的家教:傅雷的家教以其教子的成果证明了它的真理性。但是,以其生命实施这家教的傅雷却保存不了自己的生命。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个连自己的生命,这最起码的权利都保存不了的知识分子,他实施的家教,是否必须重新审视呢?这个问题当然远远超出了傅雷夫妇个人的生死之谜。

其实结合傅雷对学问的虚心求进和一丝不苟之态以及他恪守的“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便足以表明这并非是狂傲,而是他耿介和认真,不会也不愿拐弯抹角,不愿在人际上拖沓,而只愿将有限的时间用来认真研习学问。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聪、傅敏(1939年)

  1956年6月,傅雷以极其兴奋的口吻告诉儿子,他参观了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为祖国的建设,为人民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感慨系之。特别是佛子岭工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他感到无比骄傲。应该说,这样的感觉正常、正确。中国确实在自己轨道上超越历史地发展着。

而他认真不苟的态度不仅体现在学术上,也体现在日常琐事和个人修养中。在发现傅聪寄给他的回信总是很不干净后,他便直接指出“日常琐事要做的干净,等于弹琴要讲究干净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做人的作风应当是一致的,否则就是不调和,而从事艺术之人应当最恨不调和……无论细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一个人的意识与性情。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他希望傅聪最终成为的不是一名音乐家,而是一名德艺双馨的音乐家。试问我们在生活中又有几人会有傅雷先生这种认真自律、一丝不苟的精神?如今的各种“家”里又有几人除了高超的才艺还具备高洁的品德?

  1940年傅雷与成氏三姐弟合影(后排:左一:成家和,右一:成家榴,前排:左一:成家复)

  但是,傅雷由此以为“恐怕世界各国都要为之震惊”,甚至“科技落后这句话,已经被雄伟的连拱坝打得粉碎了”,却不仅是过分乐观,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已与世界有所隔绝;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落入“井底”,并从“井底”仰头看“天”。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确认“天”就是井圈那么大的时候,他不仅失去了对“天”的认识,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对“井底”的认识,以为这就是认识世界的最佳“好望角”。这正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把别人像中药配方那样的“配方新闻”,当作通晓世界、把握真理的捷径。他们有眼,却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观望五洲风云;他们有耳,却不用自己的耳朵倾听四海风雷。今天,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不至于看到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引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已经消失的结论。而那时,像傅雷这样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也不承认差距严重存在的事实。可见,若干年前亿万中国人虔诚相信一个人可以“洞察一切”的神话,就并不奇怪了。

在头衔繁多的学术界,许多大师的头上都冠着这个“家”那个“家”的称号,但傅雷始终是一股清泉,恪守“富贵于我如浮云”,淡泊名利,只愿安心做学问。他本在上海美专教书,后因看不惯他人“商店”作风的办学态度,便以丧母为由辞职。后来又有学校请他,但他看不惯学校明里暗里的斗争便回到上海专心翻译,从此仅以稿费为生。

  傅雷夫人朱梅馥(1940年)

  虽然,傅雷走出过国门,接触过比封建专制主义进步的社会思潮,但他依然不能根除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往往在新的形势下分不清爱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区别。尽管他自信“素来不轻信人言”,但依然不能不犯中国知识分子轻信的毛病。尽管他清醒地看到“要求真正民主,必须每个人自觉地作不断的斗争。而我们离这一步还远得很”,但依然分不清大人物的民主承诺与民主在中国扎根之间的千山万水;分不清给你民主与实现民主的本质区别。历史的一再教训使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承认一个事实: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中国知识分子犯了一个群体性的错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已经降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如傅雷兴高采烈地告诉儿子“我们真是进入了原子时代,tempo(节奏)快得大家追不上”。在此之前,傅雷曾自豪地写道:“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如今既然民主的春天已经到来,那么“坦白”应该是到了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不止是傅雷,那时候太多的知识分子,是以坦白的胸襟去拥抱这“春天”的。然而“春天”忽然变脸而变成了严酷的“冬天”;1957年的“反右”首先是无情地惩罚了这些“坦白”的人物,自然包括了傅雷。坦白当然是优点,但也应当看清对象。我们有国家机密,机密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而个人也应当有心理机密,这机密同样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当坦白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时候,就应当严守心理机密。

他也将“淡泊名利”这一训言言传身教于儿子傅聪和傅敏。在家书中,他多次提醒傅聪要有淡于名利的胸怀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否则就不能被称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傅聪也谨记着父亲的教诲,尽管他后来有了教授、博士、音乐家等等这些称号,却坚决不印名片。香港大学的一位教授要颁给他一个荣誉博士的称号,也被其拒绝。教授认为他不接受就是不对、不懂礼貌,最后因此争执不下。而傅敏在国外进修回国后,也直接对学校提出不再当任何“长”,只想安心教学和整理《傅雷家书》。

  傅聪在江西庐山(1947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在给傅聪的信中说:“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待,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显然,对傅雷来说这时候接受教训已为时过晚。因而朱女士对儿子说:“我就更连带想起你,你跟爸爸的性格,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且有过之,真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接受这种家教的傅聪正在国外学习,没有亲尝“坦白”的教训,大概也无法理解“坦白”何以获罪。因为,此时他与父亲不站在同一片土地上。

而这样一位既是学术上的巨匠又是精神上榜样的人物却因文化大革命的黑暗而殒灭。文革初期的1966年9月初,傅雷夫妇在连续受到红卫兵四天三夜的批斗以及受尽各种凌辱后选择了双双自缢身亡,骨灰无人敢认领,最终被一个景仰傅雷的工人冒充其亲戚给领走私藏,傅雷夫妇的骨灰才因此幸免遭毁。

  1948年5月下旬傅雷夫妇和黄宾虹夫妇在北京

  重编本中以傅聪的家信代“前言”,恰恰从中看到了与傅雷的认识上的差异。傅聪直言不讳地以自己的经历与1957年后的中国的政治环境作了一个在当时可以称之为“大逆不道”而今天已成为常识的比较。他说:“国内的生活和国外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不然就会干枯掉。我是还有许多问题想不通的,我现在也不愿去想,人生一共才几何,需要抓紧做一点真正的工作,才能问心无愧。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第8-9页)而北时的傅雷必得参与斗争,而斗争的对象恰是自己。站在不同的土地上,父子的观念差异显示了出来。

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研习学问,不愿浪费一时半刻,态度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性情耿直刚烈、嫉恶如仇,家人、朋友,爱情、友情,都不及学问、艺术与真理在他心中的地位,却始终淡泊名利、进行自我批评,最终在翻译领域和文艺评论上都取得了卓著成就。他也曾犯过些过错,但最终都被他酿成了感悟。不仅他自己的一生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在对两个孩子傅聪、傅敏的教育上让我们终身受用。他写给长子傅聪的书信被编成了既是教育之书又是修身之作的《傅雷家书》并多次再版,感动数百万读者,成为经典文学。他走了,但却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了其一生的经历、作品、人格都值得我们细致体会。

  1948年夏,傅雷在江西庐山牯岭河南路50号养病
图为养病期间在修改译作《欧也妮·葛朗台》

  是的,1957年前的“民主的春天”的民主是赐予的,赐予者有赐予的权力恰好说明也有收回的权力;而可以赐予又可以收回的民主,从根柢上说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充其量是一时的开明。或者说,是一各瞳生于当时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博学多智的傅雷缺乏的也许正是对于中国的理解。

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早在1958年受政治局势所迫而出走英国的长子傅聪被冠上“叛徒”的称号,不仅不能回国,还被舆论唾骂和指责。次子傅敏在北京也因此被批斗,数次自杀却被救,被救回后又会遭到更加严酷的对待,真正成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状态。两兄弟也失去了联系,直到父母平反前才相见。

  傅雷(1953年)

  尽管朱女士说“教训可太大太深了”,傅雷却没有从认识中国的根柢上接受教训。他仍然根据“配方新闻”来调整自己的认识,把全民饥饿理解为“自然灾害”,并以“生活比大众还好得多”来表示“知足常乐”。如果说1957年后好几年在给傅聪的信中几乎不谈政事,到了1961年他又情不自禁流露出大谈政事的兴趣。大概因为“三面红旗”的实际上的失败,不得不调整政策,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政策,于是,傅雷似乎又看到了与1957年以后几年“大有不同”的希望,而“可喜之至”,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又将到来。即使这赐予的“民主”难以充分执行和贯彻,傅雷也只是以为症结是“基层干部的水平不可能一转眼就提高,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正确领会党中央的政策与精神”,远没有认识到整个有待于民主化的文化环境与政治环境。

这样为学问、为艺术、为教育奉献的一家人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遭到这样的厄运。而冠给傅雷的罪名“走资”“反党”也在《傅雷家书》出版后遭到生生的讽刺。家书里无处不体现着傅雷的爱国敬党之情,更时刻提醒着在西方国家学音乐的儿子傅聪要爱祖国,更要在外维护国家的荣辱——“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院内(1953年)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面对1961年开始的政策调整,傅雷还有一点儿沾沾自喜。他认为这种政策调整的内容与必要性是他早就认识到了。他对傅聪说:

而同在这场浩劫中丧生的文人名人还有老舍、陈寅恪、吴晗、赵树理、周瘦鹃等等,受到惨无人道折磨和凌辱的更是数不胜数。最终虽然都得到平反,可是死亡和伤害已然造成。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聪在上海中山公园(1953年)

  以往四年(指1957年反右至1961年政策调整之前–引者按)简直不和你谈到这些,原因你自会猜到。我的感想与意见写起来也许会积成一厚本;我吃亏的就是平日想的太多,无论日常生活,大事小事,街头巷尾所见所闻,都引起我许多感想;更吃亏的是看问题总是水平提得太高(我一向说不是我水平高,而是一般的水平太低),发现症结为时太早;许多现在大家承认为正确的意见,我在四五年、六七年以前就有了;而那时的形势下,在大家眼中我是思想落后(引者按:岂止是“落后”,而是“反动的右派观点”)所以有那些看法。

这场浩劫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年,除了老一辈经历过的的人,我们年轻一代或许都不知不觉将其忘了,甚至有些人就如采访中的人一样“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正如这句话所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健忘是没有前途的。人类历史,只能在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中前行。”我们并不是要沉溺执着于过去的错误而不顾眼前的发展,而是要不忘错误,谨记错误,从错误中总结经验、吸收教训,不让这种错误再次发生。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敏(1953年)

  写出以上这段话的时候,傅雷大概有一种“这下好了”的喜悦与轻松,他以为自己发现的“症结”有了解结的希望。1957年朱女士在信中告诉傅聪,傅雷“常常失眠,掉了七磅……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所以也瘦了四磅”。而1961年之后,傅聪却感到:“爸爸文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热情,很执着,almost
fanatic(近乎狂热)。”

政治上的失误是文革发起的原因,而我们却只是社会里微小的个体,但这就意味着它的反思不关乎我们普通群众而只关系到领导阶层吗?当然不,文革的发起或许是政治上的原因,但它最大的帮凶却是那群受过教育的红卫兵。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其中很多还是学生,却毫无理智、不加思索地便跟着潮流去批斗自己原本尊敬的老师,去揭发自己血脉相承的亲人、去举报自己谈诗论画的朋友。因为他们的这股狂热,也使他们成为幕后操纵者的杀人机器,最终给中华文明带来这场浩劫。比起纵火之人,这群既不努力救火也不隔岸观火而拼命往火中添柴助长火势之徒更为可恶。

  图为父母与聪儿在书房

  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傅雷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还是个最具有独立意志,最能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重编本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如以前“为尊者讳”,没有编入傅雷提到周扬、茅盾、老舍等人的信件,现已编入。这些信给我一个印象,周扬、茅盾、老舍都是杰出的文化人,但他们离官方更近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少一些;傅雷与他们相比,离官方远一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强一些。在家书中就流露了出来。但即使如此,进入政治领域,傅雷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也受到严重的挫伤。可以看到,传统意识在政治文化中是多么强大!

同样,如今我们的社会是迅速发展了,但大多数人思想上的惰性和随波逐流却一如既往。网络的迅猛发展使许多人压根不愿转动自己的脑袋或是失去了自我分析的能力,他们跟随网络上的大军人云亦云,唇枪舌战,前仆后继地涌入和拥护大V们制造出的流行文化,顺带还讽刺一下清醒的少数。王小波说过:“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文革时期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不理智的年代,而如今我们社会的文化被“娱乐”“搞笑”“吐槽”“撕逼”等博取眼球的“文化”带着跑,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不太理智的时代。这场火势愈演愈烈,可我们不仅不去扑灭,却像红卫兵一样往里加入燃料,让它越烧越旺了。四十年前能发生文化大革命,那今天便也能发生文化小革命。

  傅聪在上海中山公园(1953年)

  果然,这一次的高兴又错了。调整政策依然是赐予的民主,而不是整个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的真正现代化、民主化。也许20年后,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才算真正涉及到了“症结”。果然,还没有等到傅雷从“近乎狂热”转向清醒冷静,赐予的又收回了。不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终于导出了“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

这些文化名人大多都如傅雷已然逝去,但他们的人格魅力和伟大作品却流传至今,而我们需要做的必定不是麻木地沉浸于这股看似喧嚣实则冷清的不理智的潮流中,而是如何把这些精神、这些作品吸收继而发扬,让他们在混沌年代中种下的智慧在我们这个高效的年代里开花结果。

  傅敏在上海父母宅院内(1953年)

  (三)

  1954年8月,傅聪在波兰练琴,为参加1955年第五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作准备。

  这一次,傅雷不仅是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的问题,也不是再次“忏悔”和“赎罪”,写一写“犯了客观主义,没有阶级观点”的检查就能逃脱的,而是“反党罪证”“百口莫辩”,再加上“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一个以卓越的家教培养出一个无愧于人类的艺术家的杰出的学者,却带着“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不明不白的自哀自责,离世而去,留下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

  图为傅聪获奖后,受到当时的波兰总统贝鲁特接见

  反反复复重读《傅雷家书》,我要再次强调,他给予傅聪的家教丰富而细致,深刻而严密;在这世界上成长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傅聪,这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佐证。傅聪正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但是,实施这家教的父亲没有了生存之地。在这里,我好有一比,傅雷所执着的家教犹如种庄稼,选种、播种、灌溉、施肥、锄草、松土、除虫……每一个环节都周详备至,无可挑剔。但这“庄稼汉”却恰恰没有看透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这土地有什么样的土壤结构。因为,同样的种子、肥料与耕作,在不同的土地上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就像《傅雷家书》体现了父子二人共同的人生观、艺术观与道德操守,而二人的命运迥异。

  1955年傅雷夫妇陪同来访的波兰文化代表团官员埃娃夫人

  当我写到傅雷没有看透什么样的“土地”与“土壤结构”时,心中充满了敬重与沉重,丝毫没有以为我们与傅雷在认识上有了高下之分。就像去责备屈原不懂电视,李白不懂电脑,无疑是可笑的愚蠢。在傅雷所处的时代,他的认识已属“前卫”。而要认识“土地”与“土壤结构”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付出惨重的历史代价。即使如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也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而在此之前,他也只能参与反右斗争的开展;在文革风暴袭击到自身之后,只能写下“永不翻案”的检查。

  青年傅聪在波兰(1955年)

  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地割断历史的羁绊,没有人能在同代人付出代价前超越历史。今天的问题在于,傅雷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以生命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把认识我们的“土地”,改造我们的“土壤结构”的历史使命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如果我们推卸这历史的责任,让傅雷式的历史悲剧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们只能成为历史的罪人。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上海中山公园(1956年)

  傅雷先生、夫人,安息吧!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将勇敢地承受你们的生命之重!

  傅雷与傅聪在杭州(1956年)

  2001年4月在旅途中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聪在杭州(1956年)

  青年傅聪(1956年)

  青年傅聪在上海家里练琴(1956年)

  图为1961年的傅雷

  图为1961年的朱梅馥

  傅雷在江苏路宅邸的书房内(1961年)

  傅雷在江苏路284弄5号宅院内(1961年)

  傅雷在江苏路宅院内(1961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傅雷书房内(1961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1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院内(1961年)

  傅雷与傅敏在寓所小花园内(1961年)

  傅敏在北京女一中宿舍内备课(1963年)

  傅雷与周煦良(1964年)

  傅雷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的阳台上(1964年)

  傅雷(1965年)

  傅雷在杭州(1965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院内(1965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之阳台上(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的阳台上(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院内(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5年8月)

  1965年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之阳台上。1966年9月3日凌晨含冤弃世于此。

  1979年4月26日追悼会后,傅聪和傅敏送骨灰盒去骨灰堂

  图为傅聪与傅敏(1981年)

  傅聪与钱钟书和杨降夫妇在钱钟书宅邸(1981年)

  1982年傅聪与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队在排练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1982年1月傅聪结束在京的演出和讲学后,李德伦和吴祖强在机场送行。(1982年)

  傅聪在上海音乐学院讲学

  1999年12月18日,三联书店在韬奋中心举办“艺术与爱的教育–《傅雷家书》座谈会”,傅聪和傅敏出席了座谈会。

  图为傅敏在讲学(2000年)

  图为傅聪在昆明演出(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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